佳想安善

第二課　范進中舉　吳敬梓

一、寫作背景

　　吳敬梓出身科舉世家，但是縱使他學識超群、才情不凡，卻在科舉場上完全無用武之地。吳敬梓體認現實社會的殘酷，看清科舉制度的腐敗與不公，他從自身遭遇中看到整體知識分子的命運。在他的諷刺與嘲弄筆調下，其實對那一群深受科舉蹂躪的儒者，寄託著深刻的同情。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儒林外史》：「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說明儒林外史中，禮教腐惡與八股害人是作者最痛恨的意識重點。另一重點則是諷刺科舉制度及制度下的士大夫，由於八股文科場取士，使得士人所學狹隘，也使得士人不學無品，只知做官求名利。士風的惡劣敗壞、名士虛偽造作、清客招搖撞騙，一旦科舉不利，失意的士人不免精神漂浮、失去理想志向，甚至失去人格。

　　作者將當代「儒林」見怪不怪的事情撰寫成前朝歷時百年之「史」，啟示士人要講究品行，推崇高潔人物，強調「做人」比「做官」重要，「人格」比「富貴」重要。《儒林外史》序文言：「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而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第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此即為儒林外史的創作主題。而其諷刺手法著重揭露人物言行的矛盾，開闢了中國諷刺小說的道路，對後來創作影響極大。

二、作者介紹

1.字號：吳敬梓，字敏軒，自號有：粒民、（　秦淮寓客　）、（　文木老人　）。

2.籍貫：清初安徽全椒人。

3.生平要略：

(1)出身望族，繼承父祖基業，家境富有。自幼聰穎過人，文才傑出，詩賦援筆立成。

(2)父親死後族人爭奪家產，深受刺激，從此放浪不羈。加上不善營生，生性豪爽，數年間家產揮霍殆盡。被返移居南京，至賣文維生。

(3)曾中秀才，但應鄉試不第。雍正末年安徽巡撫趙國麟推薦他應博學鴻詞科考，吳敬梓推辭不就，從此絕意仕進。

4.著作：《文木山房詩文集》、《儒林外史》。

三、國學常識

(一)中國小說流變史

參見第一冊第九課――明湖居聽書

(二)小說比較

※六才子書：指《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

※晚清四大譴責小說：劉鶚《老殘遊記》、吳沃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

曾樸《孽海花》、李寶嘉《官場現形記》

〔注1〕水滸傳篇章：100回本（郭勳本）、120回本（楊定見本）、70回本（金聖嘆本）

(三)小說重點彙整

1.小說之詞，始見於《莊子•外物》。

2.第一部神話小說是干寶的《搜神記》。

3.現存最早的短篇小說總集是北宋李昉編的《太平廣記》。

4.最短的小說是陶淵明的〈隕盜〉。

5.有「清代文學雙璧」之稱的是《紅樓夢》、《儒林外史》。

6.號稱「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的白話言情小說是《紅樓夢》。

7.錢玄同認為「中國近五百年來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只有《水滸傳》、《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三部書。」

8.最早的筆記小說是《世說新語》。

9.最早通行的白話章回小說是《水滸傳》。

10.最流行的章回體歷史小說是《三國演義》。

11.最富盛名的章回體諷刺小說是《儒林外史》。

12.最具影響力的志怪小說是《聊齋志異》。

13.不以話本及民間傳說為本，真正獨立創作而成的小說有：（　儒林外史　）、（　紅樓夢　）、（　老殘遊記　）。

14.小說分類：清四庫全書中將「世說新語」、「搜神記」、「太平廣記」等書列入子部小說類，而明清章回小說則未收入四庫全書之中。

四、課文深究

(一)主旨

本文借范進因鄉試中舉而瘋癲的經過，刻劃科舉制度下士人沉重的精神負擔，顯示了八股取士對士人精神的禍害，並以胡屠戶及鄉鄰對范進前倨後恭的態度，反映當世社會趨炎附勢，世態炎涼的可恥風氣，進行辛辣的諷刺。

(二)段落大意

第一段︰寫范進中了秀才，丈人胡屠戶到賀，並教訓他一頓。

第二段︰寫范進向丈人借旅費應考鄉試，被他痛罵及奚落。後范進瞞著丈人去考試。

第三段︰寫范進中了鄉試，樂極而瘋的情形寫出榜當日，范進因家中沒有糧食，只得拿母雞到市場去賣。同時間，報錄的人亦到達范家報喜，賀范進高中舉人。

第四段︰鄰居到市集向范進報喜，但他未敢置信。

第五段︰范進親眼看到喜報後，因歡喜過度而發了瘋。

第六段︰寫胡氏打范進治瘋的經過和結果，眾人商譏治理范進的方法，最後建議由胡屠戶掌摑范進以治其瘋。

第七段︰胡氏在無可奈何之下答允治理范進，但他懼怕報應，不敢下手，於是飲酒壯膽。

第八段︰胡氏大著膽子下手，掌摑范進，使他清醒起來。范進回復正常，丈人及鄰居向他們阿諛奉承，極盡恭維，醜態畢露。

(三)寫作技巧：胡屠戶對范進前倨後恭的對比

五、形音義比較

六、字形辨析（相同偏旁）

七、修辭舉隅──飛白

八、結構表

九、成語集錦

十、延伸學習

(一)明清代科舉制度

1.童試：童生在州縣考試，錄取者稱生員（即秀才）

2.鄉試：省級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錄取者稱舉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稱亞元）

3.會試：鄉試後第二年進行禮部主試，錄取者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

4.殿試：貢士再經過皇帝的考試，錄取者稱進士。

1一甲取三名，分別為狀元（第一名）、榜眼（第二名）、探花（第三名），統名為「賜進士及第」。

2二甲若干人，稱「賜進士出身」。

3三甲若干人，稱「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的第一名，稱「傳臚」。

所有的進士都被任命為官員，一般而言，狀元授編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太常、國子博士，或授推官、知州、知縣等官。

「范進中舉」文中，范進參加鄉試，考中第七名，成為舉人。

(二)課外閱讀

儒林外史‧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吳敬梓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興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裡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裡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著膽，竟寫一個「眷姻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裡疑惑，並沒有這個親戚。正在沉吟，長班又送進一個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著「范進」。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更叫快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個甚麼姓嚴的貢生麼？他方纔拿姻家帖子來拜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卻不曾有這門親戚。」范進道：「方纔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卻不曾序過。這等看起來，不相干了。」即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那嚴貢主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長班應諾回去了。

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嘆息，說道：「賢契績學有素，雖然耽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況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裡還可相幫。」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留著喫了飯，相別去了。

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後，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卻也沒有甚事相煩；只心裡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個學生，叫做荀玫，那時纔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個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往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纔按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件事忘斷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纔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汶上縣荀玫，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裡把童生落卷取來，對著名字、坐號，一個一個的細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有個荀玫的卷子。學道心裡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慮著：「若是有在裡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一會同幕客們喫酒，心裡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眾幕賓也替疑猜不定。

內中一個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裡，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范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知。」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

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傅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跪著閱過卷。學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凳去，照例責罰！」說著，學裡面一個門斗已將他拖在凳上。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爺！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學道道：「你先生是哪一個？」梅玖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蕢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罷，權且免打。」門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咐道：「你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科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將出去！」

傳進新進儒童來。到汶上縣，頭一名點著荀玫，人叢裡一個清秀少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和方纔這梅玖是同門麼？」荀玫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蕢軒老師的門生？」苟玫道：「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因出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經取在第一。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玫跪下謝了。候眾人閱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掩門。

荀玫纔走出來，恰好遇著梅玖還站在轅門外，荀玫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玖道：「你後生家哪裡知道？想著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曾出世！先生那日在城裡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是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喜歡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纔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個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俺考在三等中間，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面了；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賣個情。所以把你進個案首，也是為此。俺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兩人說著閒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宗師，僱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

此時荀老爹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荀玫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裡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著枴杖來賀喜，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苟玫賀學，湊了二三十吊錢。荀家管待眾人，就借這觀音庵裡擺酒。

那日早晨，梅玖、荀玫先到，和尚接著。兩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禮。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咱你在這裡上學時還小哩，頭上紮著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裡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罏、燭臺，供著個金字牌位，上寫道：「賜進上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祿位」。左邊一行小字，寫：「公諱進，字蕢軒，邑人」；右邊一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同供奉」。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裡，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著，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間屋，用蘆席隔著，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著一個江西先生，門口貼著「江右陳和甫仙乩神數」。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著。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個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玖指著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裡，拿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著纔是。」和尚應諾，連忙用水揭下。弄了一會，申祥甫領著眾人到齊了。喫了一日酒纔散。

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剩下的，留與荀玫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於少年，到省試，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門裡領了杯、盤、衣帽、旗匾、盤程，匆匆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了進士，即刻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陞座，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磕著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抬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著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著，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將來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荀玫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說來，方纔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荀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甚窄，況且離朝綱又遠，這裡住著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碗飯喫，京裡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竟搬到我那裡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次日，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荀玫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一齊轉了員外。

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一個紅全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裡面夾著一個單帖，上寫著：「江西南昌縣陳禮，字和甫，素善乩仙神數，曾在汶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麼？」荀員外道：「是有這個人。他請仙判的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繭紬直裰，腰繫絲絛；花白鬍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諾，說：「請二位老先生台座，好讓山人拜見。」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荀員外道：「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弟卻無緣，不曾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乩上寫著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尚不曾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還是耑專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啟請？」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師相、聖賢、豪傑，都可啟請。不瞞二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裡和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切記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劉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批了『七日來復』四個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只罰了三個月的俸。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哪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個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眾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王員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麼斷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乩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侯喫過便飯。」

當下留著喫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乩筆，都取了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祝罷，將乩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著乩筆；又唸了一遍咒語，燒了一道啟請的符，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著，跪獻上去。那乩筆先畫了幾個圈子，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眾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

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乩扶得動了，寫出四個大字：「王公聽判。」王員外慌忙丟了乩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乩。那乩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不起！」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豎；丟著乩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拿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旁記下同看。」於是拿了一副紙筆，遞與陳禮在傍鈔寫，兩位仍舊扶著。那乩運筆如飛，寫道：

羨爾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煙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

只道驊騮開道，原來天府夔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

寫畢，又判出五個大字：「調寄《西江月》。」三個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驗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著，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詩上說『天府夔龍』，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裡歡喜。說罷，荀員外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乩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運筆判下一個「服」字。陳禮把沙攤平了求判，又判了一個「服」字。一連平了三回沙，判了三個「服」字，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乩筆、香爐、沙盤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

到晚，長班進來說：「荀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荀家家人掛著一身的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著稟道：「家裡老太太已於前月二十一日歸天。」荀員外聽了這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即，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瞭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選過了再處。」荀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有道理。」一宿無話。

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個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然效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荀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個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

又過了兩三日，都回復了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員外，是個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荀員外只得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又是個寒士，如伺支持得來？況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個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數百金，也在我家裡替你應用，這事纔好。」荀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為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擔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個月，還趕的著。」

當下荀員外拗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司、道、府、縣，都來弔紙。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來看荀老爺家的喪事。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拿手本來磕頭，看門效力。整正鬧了兩個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荀家，作辭回京。荀員外送出境外，謝了又謝。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纔開了假，早見長班領著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

不因這一報，有分教：貞臣良佐，忽為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十萬進士　余秋雨

一

　　最近一個時期我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其原因，可以說是「世紀性」的。

　　二十世紀已接近末尾，如果沒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們看來要成為跨世紀的一群了。能夠橫跨兩個世紀的人在人類總體上總是少數，而能夠頭腦清醒地跨過去的人當然就更少。稱得上頭腦清醒，至少要對已逝的一個世紀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們不能不在這繁忙的年月間，讓目光穿過街市間擁擠的肩頭，穿過百年來一臺臺已經凝固的悲劇和喜劇，一聲聲已經蒸發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達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的那幾年。在那兒，一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一年夏天頒布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一九○三年的一份奏摺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說這些英氣勃勃的衝決性言詞的是誰？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後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於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後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裡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用十年時間來澈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他，拖不得。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後；要是我們到十年後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裡培養出人才來還得等二十幾年，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帳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一九○五年下諭，廢除科舉。因此不妨說，除了開頭幾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別，整個二十世紀基本上已與科舉制度無關。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於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後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願意再去撥弄它幾下。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范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臺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凶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眾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後的輕鬆。但是，如果讓這些優秀動人的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從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緊緊地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歷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著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著高度文化素養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專家。沒有他們，也就沒有了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有一種曾經風行一時的說法，認為古代考上狀元的那些人沒有一個是有學問的，情況好像並非如此。考狀元的要求過於特殊，難於讓更多的傑出人物獲得機會是事實，但狀元中畢竟有一大批諸如王維、柳公權、賀知章、張九齡、呂蒙正、張孝祥、陳亮、文天祥、楊慎、康海、翁同龢、張謇這樣的人物，說他們沒有學問是讓人難以置信的。這還只是說狀元，如果把範圍擴大到進士，那就會開出一份極為壯觀的人才名單來。為了選出這些人，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歷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社會民眾的獨特心態，成為中華民族在群體人格上的一種內在烙印，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科舉制度後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覆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文學界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科舉制度發展到范進、孔乙己的時代確已弊多利少，然而這種歷史的蛻變也是非常深刻的。蛻變何以發生？有無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補的努力是怎麼失敗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二十世紀一開始就廢止了科舉，當然也就隨之廢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從創立之初就想承擔的社會課題，是否已經澈底解決？我怎麼一直有一種預感，這裡埋藏著一些遠非過時的話題？

　　在我的藏書中，有關這一課題的專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來集中研讀。讀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魯威先生的《科舉奇聞》（遼寧教育出版社）、張晉藩、邱遠猷先生的《科舉制度史話》（中華書局），特別是讀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藍底銀紋的厚實著作《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之後，想的問題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問題，世紀初的有識之士來不及細想，甚至來不及發現。我們現在來彌補，有點晚，但還來得及，而且時間既久，態度也可平靜一些。

二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創作才華和經典闡釋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網絡，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僅僅可靠、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只要尚未邪惡到無所顧忌，就必須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眾形象，不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氣，而且還要讓其他官吏乃至政敵也沒有太多的話可說，那就需要為官吏們尋求或創造一種資格；這樣做已經是夠麻煩的了，更麻煩的是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政權結構如此複雜，需要的官吏數額也就十分驚人，把那麼多的官吏編織在同一張大一統的網絡裡，其間之艱難可以想像；好不容易把一張網絡建立起來了，但由於牽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過不久自然會發生種種變更，時間長了還會出現整體性的代謝，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尋線頭，重新綰接……這一連串的難題，如此強烈地擺在歷代帝王和一切意欲問鼎九州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開。全部難題最終歸結到一點上：毫無疑問需要確立一種能夠廣泛承認、長久有效的官吏選擇規範，這種規範在哪裡？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採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制社會中也局部實行，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於領導才幹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越來越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襲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而後天資格主要表現於文才和武功這兩個方面。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裡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裡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無論是標準還是審查方法都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所養的遠非全是人才。至於以武功軍功賞給官職，只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眾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兩回事。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確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察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像，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這些在選拔官吏上握有無限權力的大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畫分推薦等級的主要標尺，那麼這種看似先進的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沒想到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盡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

   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占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據《北夢瑣言》記載，唐代一位姓畢的鹽商之子想參加科舉考試，請人為他改一個吉利一點的名字，那人不無嘲謔地把鹹味化進了他的名字，為他取名為畢諴，畢諴沒有惱怒，快樂接受。後來他不僅考上了，而且逐級升官一直做到了宰相。這說明科舉制度確實是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貴賤。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考來考去主要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當然未必合適，越到後來越顯現出很多的負面效應，但至少在唐宋時代，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重心產生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於前者。此外，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由於科舉考試制度重視文化，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無數考生就要長久地投入詩賦文章的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社會補益不大而對唐宋文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於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並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進士試卷中有時也會偶爾冒出來一些佳句，以我看，千餘年來科舉考試中寫出來的詩，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真不知當年坐在考場中的錢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這兩句，整首詩並不見佳。可以理解的是，科舉以詩賦文章作試題，並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麼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

三

　　然而，科舉制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論。這些悖論並非人為設置，而是來自於中國文化和政治構架的深層，很難排除，因此終於使科舉制度在一次次左右為難中逐漸疲憊、僵化，直至醜陋。據我所知，清代來華的不少西方傳教士在考察科舉制度之後曾大為讚嘆，認為發現了一種連西方也還沒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紹。但他們的考察畢竟是浮淺的，只是粗粗瞭望了一下科舉考試的程序和規則，而未能窺及深潛的隱患，因此他們也就無法理解，有著如此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的中國，怎麼會造成國家管理人才的嚴重匱乏、整體文明素質的日益枯窘，陷於越來越混亂和貧困的境地？

　　外國傳教士褐綠色瞳仁中埋藏著的疑問，直到今天還對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這些疑問，不僅屬於科舉，也不僅屬於古代。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論，產生在包圍著它的社會心態中。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盡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其他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不就是考了一點文化知識麼？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擔任行政官員的資格麼？竟然一下子炒得那麼熱，鬧得那麼火，一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一段歷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注重表層禮儀，好好的一件事情被極度誇張的方式一鋪陳，也就變了味。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情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對國家對個人，慶賀一下、宣揚一番都是應該的，但不知怎麼一來，沒完沒了的繁複禮儀把這些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里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馬蹄在身邊竄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嘆息了。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裡，昨天還客氣地拱手相向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僕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夠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僕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則還不至於去做這種自辱的事，只是關在房間裡寫詩。這些詩寫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場裡寫的詩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羅鄴）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溫憲）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趙嘏）

　　為什麼「莫道還家便容易」？為什麼「淚血滴來千里書」？因為科舉得失已成為一種牽連家庭、親族、故鄉、姓氏榮辱的宏大社會命題，遠不是個人的事了。李頻說 「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說「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當時實情。因此，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裡上都是千難萬難的。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也十分真實。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城裡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他看見有一個粗衰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別時間太長，都認不準了，托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著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呆著，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老人。是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吧，在京城中等著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裡混了進去。不想進去後就被樂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千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表演，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讓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掛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麼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於屢試不第給讀書人和他們的家人帶來了長久而廣泛的心理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但次數一多，怪事也被適應，反被人們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讀到一則記載曾頗覺驚異，但那則記載的語氣卻非常平靜，像是在談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員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障遮羞。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得中科舉的消息，於是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使我驚異的是，在趙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將軍的女兒，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憐，而對這種可憐，將軍全家竟也覺得理所當然！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複雜了，一般是聽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夢。「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姚合），狂喜到連儒生的斯文也丟得一幹二凈。有的人比較沉著，面對著這個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轉，樂滋滋地品味著昨天和今天。你看那個曹鄴，得了喜訊之後首先注意到的是僮僕神情的變化，然後想到換衣服，而從舊衣服上又似乎還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時留下的淚痕，他把這些都寫在詩裡，心思和筆觸都相當細緻。有的人故作平靜，平靜得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例如韓偓及第後首次騎馬去赴期集，這本是許多進士最為意氣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這樣寫的：

　　輕寒著背雨淒淒，九陌無塵未有泥。還是平日舊滋味，漫垂鞭袖過街西。

他把得意收斂住了，收斂得十分瀟灑。

   不過這種收斂的內在真實性深可懷疑，或許韓偓確實是個例外。對於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鬆，長久以來的收斂和謙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分，可以比較真實地在社會上表現自己了。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只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臺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我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隱藏在特殊文詞後面的社會普遍性。當年得中的士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四

   面對著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於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他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裡包含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劇退化。科舉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蒙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們都將為這種考試度過漫長的年月。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生性的。這樣的投入勢必會產生堅硬的人格結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現代文化史家總習慣從先秦諸子的各種論說中來考索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哲學構成，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據我們的切身經驗，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塑造成的，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這當然會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讀到過的某一種學說更強悍地決定他們的人格構成了。

   科舉制度本想對中國知識分子作一番選擇的，沒想到選擇過程變成了塑造過程，而這種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惡性的。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匯聚散逸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捲得又渾又髒。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但機會究竟何時來到又無法預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終暗藏著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諺語，正是這種心理的通俗描述。歷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讚為胸有大志，因此這已成為一種被充分肯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伺機心理也可稱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王泠然滿口潑辣，只因為前些天還是一個苦熬者，憋了那麼久，終於報仇雪恨般地突湧出強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麼素凈，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麼詳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只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隱潛著自私和虛偽。偶爾，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為懷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實，兩頭都難落地。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試卷上的詩賦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臺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更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標誌，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談資。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有偶爾閃光，未能一呼百應。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熱的假象妝點起來的標幟，兩面標幟又互為表裡：從政治角度看是文化，從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都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其三，矯情傾向。科舉既然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內核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於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捨，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別離、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只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但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於與鶯鶯門當戶對地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別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景，動用了最為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只有鐵石心腸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讚揚。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矯情。又把不要感情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終有一天，要麼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麼有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別無他途。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歷史，並面對後代。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

　　不知道當年升沉於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書生，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撐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里的妓院玩樂。平康里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優越只不過自己是個男人。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服。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拋捨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作家編劇的題材，而我感興趣的只是，終於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並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嘲笑。

　　科舉制度在人格構建上的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當時的決策者澈底洞悉。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從科舉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無法看透自己和同道們身上的根本性隱疾，但是他們卻感到了科舉制度所遇到的麻煩。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傾斜、杯盤的搖晃。他們開始整治科舉制度，只在具體操作規程上著眼，出了很多新點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礙，消消停停千餘年，終於沒有走通。

五

　　縱觀歷史，對科舉制度弊病的發現和整治，大致可分為兩大截：唐宋為良性整治階段，明清為惡性整治階段。在良性整治階段也有惡性衝撞，但就整體而言當時的科舉制度還瑕不掩喻，種種整治或多或少都帶有試驗性和創建性；在惡性整治階段也有明智的舉措，但機制性的痼疾已多方面發作，任何一種整治都會帶來一系列更嚴重的毛病，於是整治越來越嚴，毛病卻越來越深，再也解脫不了。

　　如前所述，科舉制度本身是一個嚴肅而深刻的構思，並不像後人所渲染的那樣荒誕不經；那麼，它所暴露出來的弊病也同樣是嚴肅而深刻的，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易於避免。我在閱讀有關史料時一再地想，如果我們現在要推行一種在全國範圍內定期選拔行政官員的社會考試制度，許多問題照樣會遇到，照樣難於解決。

　　為此，我想帶著讀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頭腦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禮部侍郎和諸多考官的立場上，看看他們在執掌科舉制度時究竟會遇到那些逃不開的麻煩，然後再設身處地地為他們想想有沒有排解的辦法。當頭遇到的一個麻煩，是科舉考試要不要與推薦結合起來。粗粗一想，我們也許會斷然反對推薦，以保證考試的純淨性，但實際上考試的純淨性遠不是選拔的準確性。如果選拔不準確，考試的純淨性又有什麼意義？考試很像西方戲劇中的「三一律」，必須把一個漫長的活體生命擠壓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程序之中，而這種擠壓又是書面化的。考試前的社會經驗和生命狀態究竟如何？應考者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是什麼？這實在是比書面答卷更為重要的事，需要靠別人推薦和自我推薦來解決。因此在唐代，推薦在科舉考試中占據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離長安赴洛陽主持科舉考試，臨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餞送，太學博士吳武陵在席間向崔郾推薦杜牧，而且當場朗讀了杜牧的〈阿房宮賦〉。崔郾聽了也大為讚賞，吳武陵就直截了當地說：「那就請您讓他做頭名狀元吧。」崔郾也不隱瞞，說：「頭名狀元已經有人了。」一問下來，不僅頭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興，他當即在席間宣布：「剛才太學博士吳武陵先生送來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鍇主持科舉考試，他平日在當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綯，於是在一次上朝時便問令狐綯：「您的朋友中誰最好？」令狐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李商隱。」這一年，李商隱及第。連李商隱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為令狐絢推薦，就把這一事實寫在〈與陶進士書〉中。

　　這兩件事，現在說起來實在有點要不得。考試尚未開始，一至五名全定了；主考官不僅接受推薦，而且主動打聽推薦線索。有趣的是，當時大家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可以朗聲推舉，可以坦然磋商，可以當眾宣布，可以詳細記述。當然這裡會夾雜著大量的不公平，但如果不是這樣，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寫過〈阿房宮賦〉，就不會對李商隱的名字產生特別的注意，這兩位大詩人也就有可能名落孫山。好在我們直到今天還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隱，知道沒有任何一種考試能把他們那樣美麗的才華考出來，因此誰都願意站出來推薦他們。這種推薦究竟是公平還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說，與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隱去追求公平，寧肯要保留著杜牧和李商隱的不公平。

　　事實上，那種拒絕試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憑試卷決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來應考的人成百上千，試卷堆積如山，閱卷人能夠仔細品鑑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閱卷人都上了年歲，時問趕得又那麼緊，看不了多久就會陷於疲憊和麻木，不會從他們眼裡漏掉一個人才的說法，只是騙騙局外人罷了。在這種情況下，連考官和閱卷人也極想知道一些推薦信息，使他們在試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點審讀對象。對此，在這方面有深刻體驗的柳宗元說得最好，他認為朝廷取士，不妨讓考官們在閱卷前對出色的應試者有所聞（即所謂「先聲」）：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誇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偽也。惟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必目必專，以故少不勝。

　　柳宗元是我們所信賴的，他的這種說法當然不是在為私通關節辯護。

　　如果允許推薦，那麼順理成章也應接受應試者的自薦。一般說來，他們比別人更知道自己的優勢所在，在考試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尋找社會名流中最能賞識自己的人，搭建與上層社會溝通的橋粱，使自己成為比較引人注意的科舉候選人，在唐代屬於正常之舉。唐代科舉考試中所風行的「行卷」，便是應試者們自我推薦的一種方式。程千帆先生說：

　　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向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這也就是一種憑藉作品進行自我介紹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盛行，則是和當時的選舉制度分不開的。

　　一度，主考機構也要求應試者把自認為滿意的舊作上繳以供選拔時參考，自我推薦也就變得更加合法。士子們在選編自薦材料的時候不經意地為中國文學史編出了不少珍貴的文集，否則好多詩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藪》和元結的《文編》常初都是為自薦編成的，他們兩人分別都在編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進士及第，看來自薦的作用不小。

　　大詩人王維因自薦而成為頭名狀元的故事載於《集異記》，明代傳奇《鬱輪袍》也講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有趣味。故事說，當初年輕的王維以驚人的文學天賦和音樂才華遊歷於長安上層社會，特別為岐王所看重。科舉考試將至，誰若能成為長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選上送，則極有希望奪魁狀元。王維知道對此事有決定權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選，請岐王幫忙。岐王深知王維的才學有競爭力，要他準備好舊詩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後再來。五天後王維如期而至，岐王拿出鮮麗華貴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義上是向公主奉獻酒樂，王維充作樂師。公主見王維風姿超群，奏曲精妙，大為讚賞，岐王便說，「他不只精通音樂，文詞更是無人可比。」王維當即把準備的詩卷獻給公主，公主一看更為驚異，說：「這些詩，都是我平常反覆誦讀的，一直以為是古人佳作，沒想到竟然出之於你的手筆！」於是以上賓之禮，與王維暢談。王維言談間風流蘊藉，詼諧幽默，不能不讓在座的其他賓客深深欽佩。岐王便對公主說：「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這位青年來承當，就會十分風光。」公主說：「那為什麼不讓他去應試呢？」岐王說：「這位老弟心氣頗高，不作為第一人選上送他是絕不會去應試的，但聽說貴公主已決定了別的人作為第一人選。」公主笑道：「那算什麼呀，也是別人託的。」等岐王和王維一離開，公主就召來了當年的考官。於是，王維不僅成了京兆府上報的第一人選，而且果真成了狀元。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故事在具體情節上的真實性雖然很可懷疑，但《集異記》在記述中所傳達出來的社會氛圍和上層交往關係卻是十分可信的。我對唐代士子自我推薦最感性的了解，來自白居易所寫的一封自薦信。這封信是貞元十六年（公元八○○年）應進士試前寫給當時任給事中的陳京的，所以名為〈與陳給事書〉，現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內。白居易這封信的大意是：

　　這些天，您府上拜謁者如林，自薦者如雲，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您為他們吹噓張揚。我不來拜謁，只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給您，說明我的目的與他們不一樣，就憑這一點，您也該特別關注一下了。我只想誠懇求教，因為無數事實證明，一個人了解別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難。很傑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卻又自以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讓他們各歸其位。您是天下文宗；當代權威，因此願意向您坦露我的內心：我白居易是個平民，上無朝廷援助，下無鄉紳抬舉，敢於到京城來應試完全是憑了文章，到時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斷；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進還是可退，向己卻不甚清楚，因此請您幫我裁定一下。特送上雜文二十篇、詩一百首，請您在公餘之暇隨手翻翻。如果覺得可進，請發一句話，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覺得不可進，也請發一句話，我就甘心退藏。是進是退，我心中已鬥爭多時，現在就等您一句話了。

　　白居易的這封信寫得不卑不亢。考試在即，究竟自己是不是一塊材料，該不該繼續努力，請名人裁斷一下，即使落第也落個明白，這番理由，說得很得體。但是，詩文就此送上去了，而白居易對自己詩文的自信並不像他信中說的那樣薄弱。請陳京發一句話，我想更多的是希望陳京在讀了詩文之後把話發給主考官。到底發了沒有我們並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當年果真進士及第。

　　把以上所舉的杜牧、李商隱、柳宗元、皮日休、元結、王維、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在他們那些年代，科舉考試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不做在考場內。考試只是一個契機，圍繞著它，進行一場選拔人才的大動員。人才們自己也踴躍起來，走出苦讀的書房，離別偏僻的鄉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試著用文化為軸心進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溝通。做法上確實很不規範，但時代的魅力也就在這種不規範之中。有許多事情，規範一旦精密和完滿就不再有讓人喜悅的生命力，科舉制度顯然也是如此；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遠拒絕規範呢？又不能，因為原始性的可喜很容易因無序而轉化為可惡，不設置足夠的規範必然會把事情澈底搞糟。這便是人類經常要遇到的兩難；總要告別生氣勃勃的無序狀態，總要迎來防微杜漸的嚴整格局，結果，又總是因整體性失落而走向新的無序。

　　以科舉考試中推薦的問題為例，既被允許，久而久之自然會有大量陰暗伎倆產生，而即便是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隱他們那樣的上好詩文也是敵不過陰暗伎倆的，因此當初像他們那樣大大咧咧地自我推薦和被人推薦也就會完全失效，唯一的辦法是制訂嚴密規範來與陰暗伎倆作鬥爭，這是令人沮喪又不得不為之的事。創業之初的健康與大方，終於被警覺和瑣碎所代替。到了宋代，推薦理所當然地被阻止了，為了防止考官接受試卷外的信息，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須住入貢院，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直到放榜的那一天。長的時候，一鎖就是五十來天，也夠悶人的。唐代試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讓考官知道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來了，再後來，怕考官認出筆跡，乾脆雇一幫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給考官，以杜絕作弊的可能。

　　其實作弊是杜絕不了的。科舉考試決定著一個人的全部升沉榮辱，總會引得不少人拚著性命來做手腳，官方發現後立即採取相應的對策，而一切對策又很快激發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環往復，日臻精微。我曾參觀過一個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展覽，面對那些實物，強烈感受到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場士子和官方層層遞進的智力競賽，而競賽的結果是兩方面都走向卑微。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後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裡，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乾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裡。堂皇的經典踏在腳底，抖索的肉體纏滿墨跡，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爛紙污黑也就與可憐書生的絕望心情混作一團，一團由中國文字、中國文明、中國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挾帶的也不見得全是投機取巧的無能之輩。例如一○一二年的一次考試，搜出挾帶者十八人，於是重考，十八人中還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懷疑，許多主持著考試的考官說不定當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歷史，儘管他們在文化才能上還是合格的。作過弊的考官對作弊的防範只會更嚴，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也許是因為深諳訣竅，他們會想出許多搜查挾帶的機智辦法；未曾作過弊的考官則會對作弊者保留著一種真誠的氣惱，一日一有權，氣惱也就化作了峻厲。無論是機智還是峻厲，最終還是要交給看守考場的士兵來操作，有時還公開懸賞，搜出一個挾帶者獎賞一兩銀子。士兵們受此刺激，立時變成凶神惡煞，向全體考生撲來。據說連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們對應考士子渾身上下細細摸查的做法也大不以為然，對大臣們說：這些都是讀過聖人詩文的人，怎麼能像對付盜賊一樣來對付他們？但是即便朱元璋也無法阻止一種整體機制的必然惡果，明代的搜查更加嚴格。考場門口出現的情景是：「上久冰凍，解衣露立，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懷挾也。」到清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甚至還要察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為了防止在羊皮襖裡挾帶，規定考生進考場穿的羊皮襖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場內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紛亂的羊群。這景象在我想來是怵目驚心的，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群讀書人，只能以動物的形態，來表白自己對文化的坦誠？只能以最醜陋的儀仗，來比賽自己的文明？

　　說起來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時既然允許推薦和自薦，整體氣寬鬆，不太把這種小手小腳當一回事。詩人溫庭筠就是一個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試中替別的考生寫文，當「槍手」，遠近聞名。公元八五八年會試，考官們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擺出，直瞪瞪地注視著他，看到他寫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場了，也就鬆了一口氣。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一次，他竟然在考官注視下的不長時間內，為八位考生完成了試卷！這件事聽起來太有傳奇性了，我們怎麼也想不出他是如何完成這項極其艱難的操作的，但這種作弊在當時並沒有懲處得要死要活，在今天聽起來還十分有勁。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槍手」替別人考試，查出後在考場門外戴枷示眾三個月，然後再萬里流放。我想，能夠有膽量替別人考試，別人也可以信託他代試的那些人，學問和寫作能力一定高於大多數考生吧，他們應該是有把握中舉而又未能中舉的一群。為什麼有把握中舉而又未能中舉呢？我們完全不得而知，只知道現在這群懷才不遇的讀書人戴著木枷站在考場門外了。天很冷，考場設在北方，時問又是殘冬早春，這些讀書人凍得瑟瑟發抖，他們眼前，一大片穿著白花花單層羊皮的考生在蠕動。

六

　　一種巨大的不信任，橫亙在考場內外。

　　由於不信任，推薦和自薦行不通了，代之以越來越苛嚴的防範措施。科舉本是朝廷與文人之間秋波對接、文化與政治之問情緣初訂，但是，這種好不容易開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密情面！乍一看，考場門口如狼似虎的兵士顯示著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實際上這只是整體不信任的一部分。在我看來，推薦和自薦的行不通，首先不在於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而在於社會對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確地指出，推薦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為敢於推薦別人的熱心人和敢於接受推薦的官員都是有社會地位的人，「其取人畏於譏議，多公而審」（《容齋隨筆》卷五〈韓文公薦士〉）。推薦錯了人，整個社會都會譏議，這是任何自愛的正派人都不願意領受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審。只要珍惜自己的社會聲譽，也就有了整體意義上的默契和保證，一切推薦、擔保、允諾都因有效而變得合理，反之，則會因無效而破碎。但是，我們的考官是很難長久地維護住自己的聲譽的，原因不在於品質而在於機制。品質再好的考官，在社會存在方式上有多方面的可攻擊性，因此在根子上不僅是脆弱的，而且是難於澈底信任的。

　　其一，權力網絡上的可攻擊性。

　　考官在考場以文化知識裁斷考卷，但在官場卻又是不大不小的官員。是官員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顧及和忌避的地方，這與以文化知識為至高標準的考場法則有根本性的矛盾。他當然可以宣言只顧考場不顧官場，但如果真是這樣，他裁斷考卷的權力是誰給的？反過來，倘使太顧官場，他作為考場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會污漬斑斑。多數考官是想在兩相平衡中稍稍偏向於文化形象的，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唐德宗貞元年間，禮部侍郎權德輿知貢舉主持考政，皇帝的寵信李實暗示他幾個必須照顧的人選，權德輿拒絕了，李實大怒，乾脆公開提出二十個人的名單要權德輿接受，而且二十個人的前後名次也排定了。李實大言不慚地對權德輿說：「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錄取，否則，你就會貶謫到外地，到那時後悔無及！」這下權德輿不能不陷於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實的話辦，必然被社會恥笑；但不按他的意思，他一定會到皇帝那裡誣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後皇帝死了，李實不能再胡作非為。但李實對權德輿說的那番話，歷來有很多考官都可能聽到過，他們不可能都正巧遇到改朝換代。他們怎麼做，可想而知。

　　其實，比權德輿受到李實威脅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禮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說明問題。令狐峘擔任主考官以來，高官中薦託的人很多，但名次數額有定，當然不能全部滿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圖扳倒他作為報復。就在這種情況下，他收到當朝宰相楊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顧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別的官員揭露（甚至可能也怕宰相是否有意試探），想來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來信上繳給皇帝。皇帝見信後把宰相找來問了一下，宰相楊炎見自己寫給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裡，十分氣憤，就向皇帝反訴令狐峘，皇帝總是更相信宰相的，聽完之後就罵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貶了。在這裡，作為主考官的權力不堪一擊。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相比之下，好像考官的是非特別多，特別需要照顧前後左右的關係。公元八二○年禮部侍郎李建主持科舉考試，事後朝廷認為他沒有主持好，理由是「人情不洽」，讓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實上並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堅持以文化知識標準取士，反對請託。白居易後來說他「在禮部時，以文取生，不聽譽，不信毀」；徐松說他「蓋不聽毀譽，故不免於遭謗也」。但白居易、徐松說這些話的時候，他已蓋棺。

　　令狐峘們一個個被貶了，李建們一個個調任了，只有那些絕不像他們那樣做的考官們誠惶誠恐地在考場上正襟危坐。他們明白，考場只是官場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分只能是馴順的官員而不能是剛正的學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麼，沉下心，換成人情練達。練達是為了自我安全而機敏地斂藏，是為了避謗躲毀而察言觀色，是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溝通。練達、精明在無奈中，勞累在靈活中，失落在機巧中，消融在網絡中。

　　其二，座主聲譽上的可攻擊性。

　　一個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國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社會聲譽之高簡直無與倫比。朝廷為了強調科舉考試的權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聲譽，上文提到過的唐代進士及第後有「拜謝座主」的儀式，便是其中一個措施。座主就是主考官，進士拜謝座主既有真誠的感激也有實利的考慮。座主既受朝廷任命，及第進士自稱門生必為自己增光，而且也會出現更多提攜的機會。也許心底真正在感謝的是某位鄉間啟蒙教師，但鄉間教師無法提供這種機會。於是，考官們在狀元、進士們的拜揖中顯現出一種特殊的重要。

　　拜謝那天，及第進士們由狀元帶頭，騎馬來到考官宅前，下馬後恭敬而立，把名紙呈進去通報，被迎進庭院後，列隊向東而立，主考官則向西而立面對他們，接受拜謝。集體拜揖、狀元致辭、各別拜揖，然後每位進士一一自報家門，「我是某某家族的什麼人」、「我是某某人的重表弟」、「我是某某人的表甥孫」，儘量把自己家族親戚中有點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而引起主考大人的關注。碰巧，也會有主考官同宗同族的親戚中了進士，而這位親戚在輩分上恰恰又是主考官的叔叔，那可怎麼辦呢？按照慣例，反一反，進士必須自稱為姪，而尊主考官為叔。家族輩分在這裡要服從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讓叔叔張叫姪子一聲叔叔，他們兩人都會震顫，但震顫得最強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僅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讓社會最基元的家族倫理結構為他而顛倒！

　　不僅如此，門生對座主的報答是終身性的，而且若有需要，甚至以死相報。連柳宗元都說：「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厭惡門生中那種一開始畢恭畢敬，到後來忘恩負義的投機取巧之徒，而他們的厭惡在當時幾乎也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絕大多數門生是會永久地效忠座主的，不願被大家目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做為座主也就擁有一筆比什麼都要貴重的生命財富。以賢明著稱的唐代主考官崔群與夫人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夫人勸他什麼時候為子孫置幾處莊園，崔群笑著說：「別擔心，我已在全國各地置下了三十處最美的莊園。」夫人大為驚訝，崔群解釋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時，錄取了全國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們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莊園啊！」把一個個門生比作一座座莊園，實在將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表達得淋漓盡致。當然這裡多少也包含著座主一廂情願的成分，因為崔群本人對自己的座主陸贄就比較冷淡，做主考官時也沒有錄取過陸家後代。為此，聰明而幽默的崔群夫人接過丈夫的比喻一嘆：「可惜陸贄先生的莊園荒蕪了。」

　　不管荒蕪不荒蕪，這些有趣的談論顯然掩蓋了一個最根本的前提：科舉考試是國家行為，考試的結果怎麼轉眼成了主考官的私有財產？這種考試為主考官創造了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聲譽，但這種超濃度的社會聲譽和背後所編織起來的座主—門生網絡無疑與國家行為的主旨南轅北轍。一種帶有幫會性質的社會小結構產生了，以結構內的無原則糾聚，來對付結構外的一切，彼此名聲大、地位高，成為上層政治生活中一團團根深蒂固的病灶，世稱「朋黨」。朋黨從總體說來是社會的禍害，當然並非全由座主和門生的關係滋生出來，但這重關係顯然起了提綱挈領式的點化作用，至少為全社會的低層幫會提供了存在的上層理由。柳宗元不是主張過門生對座主的忠誠嗎，但他又討厭文壇上那些拉幫結派之徒，憤怒地指斥他們「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有不諾者，以氣排之。」。柳宗元的好惡很能代表當時文化界一批高品格文人的心態，然而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厭惡的幫派之風恰恰與他們所稱頌的座主和門生的關係直接牽連。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處於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復出當權，總要對科舉制度作一些實質性的改革，而改革中的重要一項就是努力消解座主和門生之間的膠固關係。他在〈停進士宴會題名疏〉中指出，及第進士是國家挑選的「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門生這些名號，進士們錄取後可以去參見一次主考官，今後再也不允許成群結隊地去拜謁了，曲江宴、雁塔題名之類立即停止，及第進士三五人自己慶賀宴樂一下可以，但不許把當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來盛宴。李德裕的這些措施，顯然是針對由科舉考試所形成的幫派的。但隨著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貶，這些措施也就煙消雲散。

　　好在一切有頭腦的政治家或遲或早都會重新發現李德裕發現過的問題，因此試圖阻遏座主和門生之問膠固狀態的呼籲和措施歷代不斷。北宋建隆年間朝廷明確下詔，不准把主考官稱為「恩門」、「師門」，錄取考生也不准自稱是某某考官的「門生」，違者就算犯法。可以代表歷史對這個歷時久遠的問題下結論的是清代大學者顧炎武，他說：「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遂有朋黨之禍。」既然如此，那麼，歷代整治這個問題也就無可厚非了。

　　雖屬機制性整治，但諸多考官顯然也要承擔一定的道義責任。史籍中對他們最常用的批判詞總是這樣八個字：「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在這一點上，不僅朝廷，而且連歷史和社會也對他們表示出很大的不信任。清代一再出現的酷烈的科場案，便是朝廷的這種不信任的病態表現。想當初，朝廷正是想借幾雙最值得信任的眼睛考察一下社會上有那些士子可以信任，才推出科舉考試的，沒想到最終連那幾雙眼睛也無法信任。在一切都無試信任的氣氛中，什麼事情都會變質。最可憐的是那些考官，自己的眼睛早已被多年詩書和成堆考卷磨成昏花，偶一抬頭，竟發現上上下下有那麼多不信任的眼睛逼視著，這算怎麼一回事啊？

　　其三，文化資格上的可攻擊性。

　　考官們在權力和聲譽上既然都難於自立，那麼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資格了，但可悲的是，他們作為一個龐大帝國遴選行政管理官員的主要執行者，在文化資格上也是十分脆弱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那麼長，涉及的範圍那麼廣，包羅的內容那麼多，一個再刻苦用功、博聞強記的人窮其一生也只能把握其中極有限的一些塊面，而對其他塊面只有一些影影綽綽的印象罷了，這種情形，科舉考試的主持者、命題者和閱卷者也未能例外。但考生來自全國各地，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即使在同一文化模式裡也會有不同的記憶側重，因此考試中湧現出來的文化信息之紛亂繁雜往往超越考官們的可控範圍。更要命的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中國文人互相評鑑文化知識水平的標尺往往不在於宏觀識見而在於細節記憶，一有細節上的記憶失誤，立即哄傳為笑柄。中國文化擁集著多少細節啊，但人們總是在一筆之誤、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錯中來否定一個人的整體文化程度。考官對考生是這樣，社會對考官也是這樣。這種傳統一直延伸下來，直到今天，有些歷史學家在嘲謔科舉考試是一場不學無術的騙局時，往往也動用了一些文化細節，這應該說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設想在古代，考官們為了免使自己暴露那怕一丁點兒的文化缺漏將會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難。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會試，考試後公布的一份優秀考卷中有一個知識性的誤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生前褒揚的十個弟子和孔子身後人們祭祀時配享的十個弟子有點混淆。考官閱卷時可能只欣賞立意和文詞，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落第考生知道後大嘩，寫出大字報到處張貼，所有的考官都覺得丟了臉，自認晦氣不敢吭聲。這件事很能說明一種過於沉重的文化傳統與一種選拔人才的考試之間的深刻矛盾，考官只不過是這場矛盾中的潤滑劑和犧牲品。他們隨時會被一個不知什麼時候會冒出來的文化細節噎得喘不過氣來，不能不始終如履薄冰。

　　在這種心態下，可能產生的笑話反而更多。乾隆年間一個考生在考試前外出遊玩，在路邊見到過兩棵槐樹之間一口井這樣一種普通的景象，不知怎麼就記住了。臨到考試，他怨恨自己肚子裡典故太少，寫出文章來容易被人覺得沒有學問，便決定杜撰幾個出來，靈機一動寫出一句「自兩槐夾井以來」，如此等等，他寫得那麼從容，閱卷的考官緊張了，心想一定是我沒有讀到過的典故，為了掩飾，給予佳評，這位考生竟被取為解元。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體猜測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他也不能保證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典籍中絕對沒有「兩槐夾井」一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因而只能閉一隻眼睛算他「用典有據」。

　　這種麻煩連一些大學問家也經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試，閱卷大臣發現一份優秀考卷中有「閭面」二字不可解，問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閭閻」的筆誤，翁同龢以知識廣博聞名，低頭一想說，以前在書中見過以「閭面」對「簷牙」，應該算對。事後問那位考生，確是筆誤，這一下翁同龢鬧了笑話。但我們在笑翁同龢的時候不會太暢快，因為我們相信他確實看到過「閭面」。深不可測又朦朧混沌的中國文化幾乎能為任何一種勉強自圓其說的答案提供可能性，因此學問越大越會遇到判斷的困惑。照理像翁同龢這樣的大學者是最有文化資格來主持考試的，但這次他錯了，錯在不知道某位考生對中國典章文辭把握的範圍。那麼主考者應該以那一條水平線來與考生對位？誰也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科舉考試有客觀標準，不相信自己閱卷判斷的準確性，只相信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在左右著棄取，便暗暗地用抓鬮的辦法來領悟「文昌帝君」的旨意。據說清道光年閒的穆彰阿就是這麼幹的。這實際上是對考官職責的全面放棄。

　　主考官們在文化資格上還會受到更惡性的挑戰，並按中國慣例，由文化而直接誘發政治威懾和政治迫害。考官們不僅避不開朝廷的斧鉞，而且也躲不過考生的利劍。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主考官，考生李權通過親戚鄰居的關係來走門路，性子剛直的李昂大怒，召集起考生當眾責斥李權，而且把李權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來貼在街上。於是李權決定報復，他找到李昂，出現了以下一段對話——

　　李權：古人說過，來而不往非禮也。我的文章不好，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傳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嗎？

　　李昂：有何不可！請吧。

　　李權：有兩句詩，「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間」，是主考大人寫的嗎？

　　李昂：是的。

　　李權：您詩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這個典故是說古代的堯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統治天下了，要把向己的權位禪讓給許由，沒想到許由不僅不想掌權，而且根本不想聽讓他做官的話，認為是最壞的話，聽到後還到水邊去洗耳朵。

　　李昂：——

　　李權：今天我們的皇上年富力強，還遠沒有衰老到退位的年歲，而且皇上好像也沒有把皇位讓給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幹什麼呢？

　　聽了李權這番話，李昂身為主考官卻惶駭萬狀，一下子軟了下來。

　　是啊，考官也是文人，而且又比較有名，文章流播世問，考生為揣摩他們的好惡又曾仔細研讀過，要在他們的文詞找一點岔子是再容易不過的。岔子的入口點總是典故，而終點總是政治。當你一旦成了考官，你曾經引為自豪的全部學問背後，可能都掩藏著一個個陷阱。

　　從以上所述考官們可被攻擊的三個方面，我們大體可以看到科舉考試在主持者和操作者一面所遇到的一系列巨大麻煩。以前我們更多地關注考生們的悲哀，結果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惡而又愚蠢的考官大臣在胡鬧。這種誤解容易讓人得出一個結論：科舉制度的痼疾是可以避免的，只不過歷朝主持者不好罷了。但是，當我們把視線一旦停留在科舉考試主持者們身上，發現他們如何處在一種極其脆弱又難於被人信任的困境中，而這種困境的造成基本上又不是因為他們個人品格上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會憬悟：科舉考試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悲劇行為。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種千年的無奈。抓住它，滿手芒刺；丟棄它，步履艱難。

七

　　科舉考試最終的澈底敗落，在於它的考試內容。

　　其實這也是一個千餘年傷透腦筋的老問題。……就一般人才的選拔而言，考試內容還是很重要的。一定的試題定向標誌著國家對人才的需求重點，也會對全國應試者的自我塑造起一個引導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國家對人才的需求標準越來越不明確，只靠著一種歷史慣性消極地維持著科舉，為了堵塞種種不勝堵的漏洞，考試規則越來越嚴格；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識形態要求，考試內容越來越僵硬。終於，出現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僅內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許多聯接虛詞也是限定的，這至少對考官閱卷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使各種的考生納入了一種相同話題和固定格式下的充分可比性。我們前面說過，考試不比創作，不能離開了可比性規範任意發揮，就是要看考生在不自由的程序中如何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美國的「托福」考試也是一種「八股」。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內容。這是一種毫無社會責任和歷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的昏庸考試方式。全國士子為通過這項考試一年又一年地鑽研八股文的寫法，結果造成了大量的廢物。對此，清代醫學家徐靈胎隨手寫的一首道情表達得很清楚（文中「時文」即指八股文）：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計。三句破題，兩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眞正值得關注的倒是當時仍在科舉制度的控制下的中國。據齊如山先生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制度抵拒著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那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准與官員們同桌用餐。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歷史造像：一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儍乎乎地端坐著，一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僕役一樣侍立著。這一歷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麼，享有社會特權的科舉考試參加者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還在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參加考試呢？周作人先生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牀，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一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一塊木板過來，上面寫著考題，於是一片喧囂變成了一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麼寫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一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裡，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

齊如先生對此還作了一個小小的補充，即整個一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汙穢橫流，惡臭難聞。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呆；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裡邊？

出於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一九○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加考中外政治歷史、藝學，四書五經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這個彎轉得既沒有基礎又不澈底，而轉彎的指揮者自己又極不情願，結果怪事連連。　　據說為了迎合要考中外政治歷史的旨意，有一次主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崙塞進去了，而且因為粗粗地知道他與中國項羽一樣是一位以失敗而告終的勇猛戰將，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當時譯名初設，把拿破崙譯成拿破輪）。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麼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開筆就寫道：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政，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一個行為短語；什麼人伸手去拿一個破輪子。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作下去了。當我讀到這則史料時像其他讀者一樣不能不啞然失笑，我想，這位考生敢於作這篇文章倒也眞有一點「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的氣概，科舉考試在當時確實已成為一個破輪，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喊聲鼎沸中，科舉終於廢除。

◎讀完本文請思考下列三個題目：

1.在本文「第四大段」裡，作者說「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 主要有「伺機心理」、「騎牆態勢」、「矯情傾向」三方面，請思考在現今社會的知識分子是 否也仍有這三個痼疾和人格遺傳？

2.在本文「第四大段」裡，作者說：長安平康里的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 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新科進士差，當新科進士們面對這些妓女，他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 的全部內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優越只不過自己是個男人。作者以妓女和新科進士相 提而論，說明了什麼意涵？

3.在本文「第七大段」裡，提到晚清科舉時，慈禧下令改革考試，「為了迎合要考中外政治 歷史的旨意，有一次主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崙塞進去了，他出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 題：〈項羽拿破輪論〉」，結果一位考生鬧出了一個笑話，這個故事有何啟示？

十一、相關名句

(一)關於儒林外史一書

1.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閒齋老人‧儒林外史序）

2.摹繪世故人情，真如鑄鼎象物，魃魅魍魎，畢現尺幅；而復以數賢人砥柱中流，振興世教。（惺園退士）

3.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儒林外史‧第一回開卷詞）

(二)關於讀書、參加科舉的名句

1.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衛靈公載子夏之言）

2.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宋真宗‧勵學篇）

3.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增廣賢文）

十二、測驗卷資料補充

Ａ卷（第２回）

14、15題組：

　　一學使按臨，有一生員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中。巾內蟬鳴，同座者聞其聲自儒巾出，無不大笑，宗師以犯規喚至，究其致笑之由，皆曰：「某號生員儒巾內有聲，故笑。」宗師喚其人至前，欲責之，生員大聲呼曰：「今日生員入場時，父親喚住，將蟬置於巾內。爬、跳難受，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宗師怒問其置蟬於巾內之故，答曰：「取『頭鳴』之意。」

（清‧程世爵‧頭鳴）

語譯：有位學使到某地主持考試。有個生員入考場時，把一隻蟬放在頭巾中，考到一半，蟬在頭巾裡叫起來。眾考生聽到聲音是從頭巾中傳出來的，都大笑。宗師以違犯考場規定為由，把他們召集來，查問為什麼哄堂大笑。考生們都說：「某某生員頭巾裡有聲音，所以忍不住笑。」宗師把那個生員叫來，要斥責他。他大聲說道：「今天學生要入考場時，被父親叫住，把蟬放進學生的頭巾內。牠在裡面爬跳得我難受，但學生因是父命，所以不敢丟棄。」宗師怒問為什麼要將蟬放入頭巾，那生員答道：「家父要我圖個好兆頭，取『頭鳴』（頭名：第一名）之意。」

注釋：①按臨：巡察，此指學使到各地主持考試。

甲卷（第２回）

16～18題組：

　　曾走曹州府某鄉莊過，親眼見有個藍布包袱棄在路旁，無人敢拾。某就問土人：「這包袱是誰的？為何沒人收起？」土人道：「昨兒夜裡，不知何人放在這裡的。」某問：「你們為什麼不拾了回去？」都笑著搖搖頭道：「拾了，俺還有一家子性命嗎？」

賞析：本文出自老殘遊記第三回。文中一開始就說明藍布包袱「無人敢拾」，已可看出必有殊因存在，再由文中土人的反應，得知若拾回失落物是「還有一家子性命嗎」的結果，可推知造成路不拾遺的原因並非出自土人的道德良好，而是被嚴苛法令所限制才是。老殘遊記一書處處可見自認清官的酷吏殘民之處，如同書中名言：「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夠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裡有個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

賞析：本文出自儒林外史第二十回。文中匡超人破綻百出的自述，可顯現出作者刻意諷刺八股文人的用意。首先，藏書中的「講韋」、「講書」、「選本」，其實類似今日上課所用的講義，偏偏被他冠上四書 五經的名稱後拿來當成經典說嘴，更可笑的是，「先儒」所指的是已過世的儒者，卻被他拿來自稱為「大儒」。不但諷刺科舉制度及制度下的士大夫所學狹隘，甚至有如中了進士還不知蘇軾是誰的這等醜態人物。正如儒林外史的序文言：「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此即儒林外史的創作主題。

19、20題組：

　　范進……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纔費老爹的心，拏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拏了去。」屠戶把銀子攢在手裡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拏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裡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裡揣。　　　　　　　　　　　 （儒林外史‧第三回）

十三、歷屆試題精選

(一)備課資源

1.下列所引詩語分別錄自著名的古典小說，試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甲)青龍寶刀燦霜雪，鸚鵡戰袍飛蛺蝶。馬蹄到處鬼神嚎，目前一怒應流血(乙)英雄相聚滿山寨，好漢同心赴水洼。古今壯士談英勇，猛烈強人仗義忠(丙)釘鈀鐵棒逞神威，同帥陰兵戰老犧。犧牲獨展凶強性，遍滿同天法力恢　(Ａ)(甲)(乙)(丙)所屬的小說，都是根據正史所改編　(Ｂ)(甲)詩所指的人物，成為「武聖廟」供奉的神祇　(Ｃ)(乙)詩所屬的小說，為中國綠林文化的代表作品　(Ｄ)(丙)詩所屬的小說，與具有魔幻色彩的《哈利波特》、《魔戒》性質相近　(Ｅ)(甲)(乙)(丙)所屬的小說，依故事發生時代的先後排列，應是：(甲)→(乙)→(丙)。                                                           〔92指考〕

答案：(Ｂ)(Ｃ)(Ｄ)

解析：(甲)手拿青龍偃月刀，身穿鸚鵡戰袍，過五關斬六將的是關羽。此詩出自《三國演義》。(乙)英雄嘯聚山寨水洼，出自《水滸傳》。(丙)孫悟空拿鐵棒、豬八戒拿釘耙，與群妖鬥法力，出自《西遊記》。(Ａ)《西遊記》不是根據正史改編。(Ｅ)《三國演義》寫三國時代之事，《水滸傳》寫宋代之事，《西遊記》寫唐代之事，依故事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是：(甲)→(丙)→(乙)。

2.今日常用的詞語，有些是出自古典小說或戲曲故事，如「空城計」即來自《三國演義》。下列文句「　」中語詞，與其後出處搭配正確的選項為　(Ａ)我最喜歡當「紅娘」了，我來介紹你們認識吧／《西廂記》　(Ｂ)他「過五關斬六將」，終於在全國比賽中獲得冠軍／《三國演義》　(Ｃ)歷史告訴我們，吏治不清之時，人民會「揭竿起義」／《水滸傳》　(Ｄ)放心，任憑他怎麼油滑，也「翻不出如來佛手掌心」／《西遊記》　(Ｅ)這次到了巴黎，真可說是「劉姥姥進大觀園」，大開眼界／《紅樓夢》。       〔93學測〕

答案：(Ａ)(Ｂ)(Ｄ)(Ｅ)

解析：(Ａ)「紅娘」是雜劇《西廂記》中女主角崔鶯鶯的婢女，劇中為張生與鶯鶯穿針引線，傳達愛意。(Ｂ)「過五關斬六將」，為《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中關羽過關斬將的故事。(Ｃ)「揭竿起義」，當出自賈誼〈過秦論〉，描述陳勝、吳廣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Ｄ)「翻不出如來佛手掌心」，指《西遊記》第七回中孫悟空雖能七十二變，卻無法勝過如來佛。(Ｅ)「劉姥姥進大觀園」，乃《紅樓夢》第四十回中敘述劉姥姥到賈府大觀園大開眼界的故事。

(二)延伸補充

3.下列作品、作家、時代及體裁，對應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Ａ)〈虬髯客傳〉／元稹／唐人傳奇小說　(Ｂ)《水滸傳》／施耐庵／宋人話本小說　(Ｃ)《老殘遊記》／劉鶚／清代章回小說　(Ｄ)《聊齋志異》／蒲松齡／清代志怪小說　(Ｅ)《世說新語》／劉義慶／南朝宋志人小說。                                                    〔94學測〕

答案：(Ｃ)(Ｄ)(Ｅ)

解析：(Ａ)〈虬髯客傳〉的作者是唐‧杜光庭。唐‧元稹所作為〈會真記〉，又名〈鶯鶯傳〉。(Ｂ)《水滸傳》為元末明初的章回小說。

4.民間故事、古典小說往往歌頌浪漫的愛情故事。下列有關人物、情節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薛丁山征西》敘述大唐公主樊梨花才貌雙全，以拋繡球的方式招薛丁山將軍為駙馬　(Ｂ)「梁祝故事」敘述梁山伯、祝英台由同窗結為夫妻，卻因家長反對而被迫離異，雙雙殉情化蝶　(Ｃ)《白蛇傳》敘述蛇精白素貞化為美女，下嫁許仙，後與法海和尚鬥法，水漫金山寺，遂遭囚禁於雷峰塔下　(Ｄ)《紅樓夢》敘述賈寶玉與表妹林黛玉真心相愛，卻因王熙鳳、薛寶釵兩人聯手施計，挑撥離間，致使寶、黛情海生變，黛玉終憂憤成疾，香消玉殞，寶玉則看破紅塵，修道成仙。           〔94指考〕

答案：(Ｃ)

解析：(Ａ)薛丁山是薛仁貴的兒子，當唐太宗被圍困在鎖陽城，薛仁貴受傷，他奉命領兵到西涼救太宗和父親；樊梨花則是西涼的公主，與薛丁山成了交戰對陣的敵人，整個故事寫出愛情親情的矛盾糾葛、抵禦野心之徒的奸計的驚險，是家喻戶曉的通俗故事。(Ｂ)梁祝兩人同窗，但未結為夫妻。(Ｄ)《紅樓夢》所言之故事，為富門望族中人與人錯綜的關係，王熙鳳貪財好權，但並未與薛寶釵聯手施計挑撥之事，寶玉、黛玉兩人亦未情海生變。

5.《西遊記》假借玄奘取經的史實，改寫成長篇小說，流傳中外。下列有關《西遊記》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Ａ)《西遊記》敘述唐僧取經的歷程，是一部歷史小說　(Ｂ)歷史上的唐僧取經，只有孫悟空為伴；豬八戒、沙和尚和龍馬是《西遊記》添加的虛構人物　(Ｃ)齊天大聖大鬧天宮，要玉皇大帝搬出天宮，讓他來住，並且說：「常言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表現了民主精神　(Ｄ)美猴王離開花果山水濂洞，參訪仙道，遇到一個樵夫，樵夫指點神仙住處說：「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其中「靈臺方寸」、「斜月三星」指的都是「心」，意指學仙不必在遠，只在此心。                                                 〔96指考〕

答案：(Ｄ)

解析：(Ａ)《西遊記》為神怪小說。(Ｂ)孫悟空也是虛構人物。(Ｃ)那是胡鬧的作法，與民主無關。